一、致命瘟疫入侵家庭
我是一名艾滋病醫生，在一家省級傳染病醫院工作。在談艾色變的社會，我工作好幾年後才敢公開自己的身份。
回想我剛剛接觸艾滋病人的那段日子，天天目睹病房裡躺著如同判了死緩的重症感染者相繼耗竭而亡。這些病人臨床表現為屢見不鮮的皮膚潰爛、高燒不退、上吐下瀉、精神躁狂，還有情緒失控的病人自暴自棄、絕望自殺。每一個典型的症狀都足以摧毀我原有的醫學觀念，每一個諸如病人襲醫之類的突發事件都會使我時刻繃緊的神經隨時斷弦。我彷佛意外闖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獄入口，看到許多靈魂在生命邊緣垂死掙扎，這些慘象經常令我在深夜裡噩夢驚醒。我一面擔心自己會不會因為高頻近距離接觸病人而被感染HIV(愛滋病)，一面因為不想讓最親的家人為我擔憂，而向他們隱瞞了我在傳染病醫院是在艾滋病病房工作的實情。
2009年，我從醫學院畢業後來到這間醫院。通過數年的專業培訓和臨床實戰考驗，我才慢慢在專業和心理上適應了工作。我來那一年，大量的潛在感染者已集體進入致命的艾滋病發病期，本省發病人數逐年上升，現已成為全國疫情重災區。短短四年，我所在醫院的艾滋病房已經由建立之初的一個病區，擴建為可容納150個患者的三個病區，每年的艾滋病科門診量逾萬人次。近期在上級部門的規劃下，我所在的醫院正在動工興建一棟艾滋病治療中心大樓。
按照官方披露的統計，截至2011年底，中國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78萬人，其中經異性傳播佔46.5%，同性傳播佔17.4%。男性與女性性工作者進行不戴套的性行為可能傳播艾滋病的發病率接近1‰，擁有多個性伴侶或者多次與性工作者發生性行為其實是在艾滋病暗灘涉險的高危行為。
國內性氾濫危局可說是江河日下。更悲哀的是，因性傳播罹患艾滋病者，大多數事前對艾滋病的致命危害並沒有充分認識，而病後長達8-10年症狀隱匿的臨床潛伏期，又使得許多感染者失去了及時救治的良機。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這句話時常代替了我從醫經歷中的許多感慨。 《聖經》提到神對人的救贖以家庭為單位；而我接觸到的艾滋病人，也大多是以家為單位遭到破壞的。當HIV感染者繼續與性工作者發生關係，先後通過“性工作者→嫖客→嫖客的妻子→嫖客的兒女”的傳播鏈，逐漸入侵並破壞每一個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
現代文化推崇的快樂至上、娛樂至死，為艾滋病的蔓延推波助瀾。思想一出軌，人就輕易順從肉慾率性而為，最終墮入罪惡深淵。艾滋病學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與其說是免疫缺陷病，不如說是信仰缺失病。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玷污；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來13:4）；夫妻不可分居（林前7:5），聖經中有許多此類保護家庭的誡命，丈夫是一家之主，要擔起愛和保護家庭的責任。背棄這些愛的律例，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二、破碎的生命
通過採集病史和每日查房噓寒問暖，我有機會了解到許多艾滋病人背後的遭遇，聽到一個個靈魂軟弱破碎時最真實的心音。我走進他們的私人世界，原本是為了更好地給予安慰，未料竟被他們的動人故事所震撼。
今年10月，董靜（化名）第六次入院。乍一看這個談笑風生的90後女孩：肥胖（因紅斑狼瘡長期服用激素），面善，愛笑，說話柔聲細氣的，一般人很難將其和艾滋病人關聯起來。可現實是殘酷的——17歲那年她在早戀中輕許於人，不幸感染了HIV。隨後5年至今，屢屢與死神擦肩而過，多次因HIV相關感染住院搶救，幸而都有驚無險地熬過來了。後來遇見了一個心儀的男孩，對方是HIV陰性的健康人。董靜覺得不能自私地隱瞞自己病情，於是向愛人坦白。當時他們正在熱戀中，小伙子非但沒有嫌棄她，而且每次她要住院，他都從鄉下一路陪護過來。
我看到這個靦腆、不多話的90後小伙子不禁心生欽佩，曾經問起他為何奮不顧身地與一個艾滋病人廝守一輩子，他笑著應道：真心愛一個人，就會包容她的一切缺陷，哪怕是不治之症。今年春天，二人雙雙去民政局領了結婚證，知情者無不為之動容。艾滋病人並非與愛隔絕，仍然可以被伴侶捨己接納，擁有深情摯愛。董靜說，公婆對她身患艾滋病還不知情，他們打算挑個合適的機會對老人講清楚，然後去孤兒院領養一個小孩，回去過好後半輩子。說這話的時候，她眼裡流露出對幸福的憧憬。
陳軍（化名）是個東北漢子，在網上認識了一名南方女孩，經過幾年的相識相知相戀後，他決定告別父母，毅然隻身來到南方追尋日思夜想的愛人，見面後才發現對方是個坐著輪椅的癱瘓病人。儘管如此，他還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地接納對方，選擇在南方謀職定居下來，小夫妻一起相濡以沫地過日子。然而因為女方身體原因，陳軍的夫妻生活過得不盡人意，實在耐不住寂寞時，他偷偷去紅燈區尋求一些久違的生理安慰，沒想到就這樣沾染了不治之症。當確診報告出來的時候，他悔恨萬分，巴不得一死了之。幾個痛苦的通宵煎熬後，他決定面對現實：馬上給妻子做HIV檢測！結果出來是陰性（健康，未感染）。他當時異常激動，既欣慰又悲壯地對醫生說：“我不怕死，只怕死了我老婆沒人照顧，我如今挺著這半條命活，就是想給她一個安穩的後半生！”。門診醫生也感動了，決定給他提供最優化的雞尾酒治療方案，並安慰他說：“放心，我們會讓你多活幾十年的！”一聽這話，這個東北漢子當場給醫生跪下了……
萬勝德（化名）是一個來自農村的普通患者，數年前因為外出務工，夫妻長期分居，於是經常光顧工地附近的髮廊店，後來艾滋病發病了也是諱疾忌醫，不聽家人規勸多次延誤治療，入院時已並發嚴重機會性感染，雖經積極搶救，最終還是回天乏術，離世後還拖欠著醫院一大筆醫療費用。妻子同期亦檢出為HIV感染者，但已經悄悄離家出走遠嫁他鄉（又一個新家庭即將遭遇不幸），留下3個同為陽性的孩子，只能收住艾滋病孤兒院。每一次孩子住院，對孤兒院和醫院都是一筆不小的經濟負擔（共同承擔費用）。無辜的妻兒，就這樣因為一家之主的放縱慘遭連累。萬德勝的案例對做丈夫的堪為警示：一家之主若是以身作則樹立優良家風，可以福澤整個家庭；一旦輕踐“做頭”的責任，可能會給原本溫馨的家庭帶來滅頂之災。
空巢老人精神空虛服用壯陽藥後去尋花問柳，前衛大學生趕歐美思潮甘為同性遊戲的玩偶，老闆娘得知丈夫出軌後心生報復包養情夫……這些充斥網絡社會新聞標題的詞句，絕非聳人聽聞，而是我每天都親耳所聞、親眼所見的病人實況。這些人也許得病前還在歧視艾滋病感染者，感染HIV後卻異口同聲地為自己鳴冤，強烈要求被社會理解和接納。而這些個體的悲劇卻並沒有引起大眾足夠的反思。
人啊，難道真要等到疫情肆虐席捲到自己身邊才醒悟嗎？
三、“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
政府對衛生資源的投入不足和分配不當使醫患衝突日益凸顯，許多醫療怪現狀屢禁不止，每一個行醫者都在如履薄冰地前行。艾滋病領域的情況更加複雜，需要國家有更大程度的介入才有望改觀。作為一名普通醫師，除了在職場上治病救人，我更想為有需要者及時伸出援手，默默效力，做艾滋病房裡的守望者。
當年極富學養和靈修經驗的心理學、神學教授盧雲博士在牧養眾多知識分子後，終覺生命乾涸，毅然辭職，轉去服侍社會底層的智障兒童，正是這樣謙卑的轉身，使得自封“浪子”的他終於找回了心靈的家園。我所服侍的也是一個被社會漠視的群體。藉著服侍他們，使我原本以自我為中心的靈魂得贖。
艾滋病迄今仍無根治藥物，除了藥物抑制HIV病毒複製和控制各種機會性感染，更多的是給予患者愛和關懷——一次有力的握手，一臉口罩掩不住的微笑，一頓最後的晚餐，可能都會改變他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美國醫生特魯多的墓誌銘上刻著：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這用於艾滋病人醫護尤為貼切。
每當看見那些邊緣人的性命就在床榻一角奄奄一息，聽到揪心的劇咳和痛苦的呻吟不絕於耳，整個病房氤氳著淒涼的氣氛，我彷彿看見冬天街頭即將凍斃的乞丐正在向任何一絲可能的溫暖伸手，他們是在向我們的良心徵稅。醫者如果沒有悲天憫人的信仰源頭，很容易被冗繁的工作拖垮熱情和善心，而且天天面臨同樣的淒慘場面，也容易陷入麻木，縱有生離死別也不為所動。醫者當自問，你憑藉什麼力量，能不斷向這些無法回報的需要者施以慈惠？
正如盧雲所說：只要仍然有陌生人；只要仍然有飢餓、赤身和患病的人；只要仍然有囚犯、難民和奴隸；只要仍然有人在身體上、精神上或情緒上有殘障；只要仍然有人失業、無家可歸或沒有土地，這個從審判的寶座上發出的問題仍然會揮之不去：“你在我這弟兄中最小的一個身上做了什麼？”
艾滋病在世界上被發現和研究的歷史尚不久遠，目前國內公衛宣傳並未真正普及人心，世人的歧視觀念依舊根深蒂固，受害家庭和社群普遍缺乏愛的饒恕和接納。這些文化現狀使得艾滋病疫情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雖有起色，但仍任重道遠。呼籲更多對臨終關懷有心志者接應上來，我們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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